3月1日,南京发布人才政策,取得研究生以上学历或40周岁以下的本科毕业生可直接落户,即日起生效。
在这场肇始于去年的城市人才争夺战中,南京不是第一个,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
2017年10月,武汉市出台了大学生最低年薪标准:专科生4万元,本科生5万元,硕士生6万元,博士生8万元。这不仅远远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,总体水平在同类城市中也位居前列。同时,武汉承诺,大学毕业生可以低于市场价20%买房和租房。自此,全国二线城市掀起了“求贤如渴”的高潮,地无分南北,城不分东西,纷纷在户籍、住房和工作生活补贴方面给予倾斜,中西部城市的政策力度尤为给力。
这种对人才的激励,毕竟是短期的。特别是对高校毕业生的政策示好,有时候反而会走向市场的反面,与初衷背道而驰。大学生一样要经历市场的检验,能者高薪,庸者低薪,市场效率使然。如果一上来就不加区分地将一个群体特权化和特殊化,享受政策倾斜和福利倒灌,很可能激发的不是人才麋集,而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。
在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中,中国形成了所谓的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。这符合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。目前,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,更加重视区域协调发展,人才的流动和争夺也随之进入新周期。中国城市新的发展格局正在形成,城市间的比拼,其实就是经济与产业实力的博弈。产业生态及发展趋势对城市价值的影响日益凸显,城市产业竞争力和话语权孰强,人才的城市热度也就孰强。
要吸引人才,更要留得住人才,而后者更考验一个地方是否“宜居”。只有将当地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,形成产业链和创业潮,才能产生良性循环。我们理解当地政府的雄心和苦心,但人才政策并不是户口政策这么简单,它只有内嵌于市场化导向之中,借力打力,才能真正落地生根。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,没有一个友好型的营商环境,人才争夺战就可能会烂尾,不了了之。